简介：
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
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
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
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
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
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
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
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合成乐，合成食物，与人体异变的器官及上面的纹身，就像是在看一场现代艺术的展加上《枕边书》的变态，然而，这种“艺术”只有怪异，毫无美感。电影想通过这层诡异气氛展现的议题，要不就太晦涩，要不然就太浅薄。
陆陆续续看完了，我这低俗的品味，电影本身应该有些东西，但除了概念化真看不出别的了。
在工整的高概念统筹之后，柯南伯格留给了我们什么呢？荒芜的体态给予了电影被剥削后所剩下的最后一丝含有生机的肉感，掌握着手术刀的摄影机则在台面上挥舞着需要被讲述的势态：一切即将分崩离析的、令人担忧的、惊世骇俗的不切入运行正轨的东西，而这样的超脱于正常机理运作且最终自然而然侵入我们生活的不切实际之举正是恐惧产生的来源（一些博人眼球的“疼痛”电影永远都学不来的）。更有趣的是，在身体逐渐和机械交合为一体，肢骨加快取代语言的进程中，影像可视化范围的下限仍受一些古老的浪漫宣言所保留，就像在这么一个高级程序运转下连性爱都变得不拘一格的系统中，一时冲动的接吻也不会被视为过于违背规则一般。
不知道是我欣赏能力降低了还是导演疯了，完全不知所云啊，明明有不错的创意，这就像是新鲜的生蚝生吃很棒，但是我吃的是放坏的生蚝。。。
除了反反复复的身体恐怖之外，只剩下故弄玄虚的卖弄和敷衍，不说柯南伯格自己巅峰时期的作品，就是对比去年的金棕榈《钛》，也远谈不上碾压，甚至在创新程度上更有不如。
看到三分之二，忽然理解到一条暗线，片子里很多人说话说不自然不清楚（或者干脆喉咙有问题），是在暗指传统交流不畅。性除了政治，还是一种交流方式，当传统性爱不再奏效，喷别人一脸术语可能也是一种文爱——甚至文爱了半天，才想起来是可以接吻的。说来说去还是马克思所强调的恢复身体的感觉（为什么不让身体引导你呢？）
有人将无痛感视作异样，将未知的器官视作肿瘤，将无法感染的肉体视作退行；有人接受并利用这样的身体，将食用塑料视作进化，将它视为人类未来的命运。我们能接受人类的身体进化到什么地步？你——能有多激进？
一部很容易被错杀的电影。本片以解剖一个吃塑料的孩子为手段制造悬念，以混乱的极不稳定的基因观念，再次探索获得性遗传的可能性，这层隐喻是我见过的对李森科主义最杀根的嘲讽。这部电影是人类自我探索的一点努力：深入脏器去审美，去探寻新型性爱，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如同深入一字一句去解读一首诗，为此本片找到了行为艺术的手段（我认为也只能借助于此），在混乱的不确定的异化过程中寻找人类未来的确定性。但本片又试图把这些探索纳入“罪行”来加以拷问，并为此而煞有介事地成立了一个执法组织和一个俱乐部，这对矛盾体十分符合人性与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给人以清晰准确的边界感。但这部电影被错杀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道具太差劲，与演员阵容严重不匹配，一部受制于科幻特效的未来伦理片经常会成为难以避免的悲剧。
惊了，乍看是个环保片！仔细想想，应该是在讨论个人身体的控制权，以及对于“人”的定义权。viggo叔这个角色，这个造型，换个人来演估计都会很装，他就刚刚好。
很有意思的体裁和设定。但美中不足的是主角的言行晦涩难懂，而对于细节的处理又粗枝大叶。我感觉这样的片子处理好的就是下一个银翼杀手。
非常前卫，非常先锋，非常重口味，非常无厘头。如果预算再加几倍，也许就成了。
虽然结束的很突然，但是满满的性张力是怎么回事。
大型环保宣传警示片！人类已经没有什么可破坏的了，开始破坏自己寻求快感，现有的食物已经越来越难以下咽了，人类开始进化出新器官、新消化系统来适应吃塑料垃圾。
为什么Viggo这么喜欢蹲着，全程气泡音，有点担心他的喉咙，喝点gollum juice
虽然我看得意兴阑珊，但是很感叹，柯南伯格都快80岁了，还依然保持着炙热的少年感。放弃掉思考那些形而上的东西，柯南伯格一直痴迷的只是十五六岁男孩的好奇感，关于异性，关于生命，关于身体，关于暴力，而且他的讲述方式也挺男孩子气的。
在器官上纹身，畸形的自虐被虐性癖，肉体畸变整形癖，母亲杀死自己的孩子，吃塑料的神秘组织，当众切割器官开膛破肚的行为艺术，两个喜欢用电钻钻男性脑瓜的性感女技工，一个莫名其妙负责新型犯罪的警察……所有这些清奇的元素加起来煮了一锅味同嚼蜡的东西，假高深真空洞，欺负影迷没见识？比「欲望号快车」还莫名其妙……
只想说 非常柯南伯格 顺便讽刺了一下当代艺术
visually irresistible 关于艺术家创作的思考很好，关于技术主义的探讨仅是蜻蜓点水
visually irresistible 关于艺术家创作的思考很好，关于技术主义的探讨仅是蜻蜓点水
叙事和拍摄手法都很熟练。从概念设计到那些奇怪的高端辅助装置，像一场荒诞的讽刺剧，把“艺术来源于不断生造意义和寻求疼痛感”这种理念淋漓尽致地展现给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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